作者：大帅去伐柴

1918年5月，在绍兴会馆终日抄写古碑文的鲁迅答应了好友钱玄同的邀约，决定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投给《新青年》杂志。小说的名字叫《狂人日记》，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。在这篇充满“吃人”臆想的文章最后，鲁迅写道：“救救孩子”。

一年后，那些年轻的“孩子”们，开始了自救。当年的巴黎和会上，山东的权益被五大国像蛋糕一样从德国手里拿走又送到了日本手里，作为战胜国出席的中国代表团却毫无办法。于是，那些年轻的学子从北大等各大高校涌向天安门、东交民巷和赵家楼。

他们中间，是傅斯年、罗家伦。这些名字，是当时青年人的偶像。一位北大的图书管理员曾试图和他们交流，可大忙人们根本没时间费劲去听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湖南土话[1]。他于是去了上海，再回到家乡，办报纸，创学会，掀起了南方学生运动的热潮。

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，年轻人意气风发。彼时的鲁迅，是80后，傅斯年、罗家伦和那位图书管理员都是90后。他们都想唤醒国人，打破旧的枷锁，走向新世界。

然而，这些年轻人后来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1949年，傅斯年、罗家伦先后去往台湾。而那个曾经不引人注目的湖南90后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新中国就此成立。

时代，总是赋予青年新的命途。青年，也在不断改变时代。

 一 

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后的1950年8月28日，“威尔逊总统号”邮轮从旧金山起航，开始了它的第17次航行。

5个月前，华罗庚、朱光亚、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，乘坐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轮船回国。华罗庚在船上写下《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》，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，信中“梁园虽好，非久居之乡，归去来兮”，让很多心向祖国的留美学子蠢蠢欲动。

没人能想到，华罗庚曾经供职的梁园有多好。伊利诺伊大学曾为他专门招收了两名数学家，成立了代数研究中心。知道他要回国，学校甚至有“你先回去看看，你的孩子由伊大照料”的建议。但民族情结深重的华罗庚，还是怀着一种‘中国人应当站起来’的心情，举家成行了[2]。

抱着同样的理想，128名留学生和科学家穿越整个美国，登上“威尔逊总统号”，开往大洋彼岸的祖国。这群人里，有核物理学家赵忠尧，也有刚刚博士毕业的邓稼先、沈善炯和罗时钧。

二战结束不久，世界进入了新的秩序。冷战加剧、麦卡锡主义盛行，加之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两个月，如何面对新的社会主义中国，美国对待留学生的态度已经告诉了答案。

在“威尔逊总统号”启航前，钱学森托运的行李被扣。紧接着，FBI在船上把赵忠尧的行李翻了一遍，但没抓住什么把柄，最后扣留了一批电子器件和公开出版的物理书籍和期刊后，轮船终于开动了。

赵忠尧当时在核物理前沿研究界已小有名气，但他仍节衣缩食，省钱购买设备寄回国内。而因为和钱学森同在加州理工工作的原因，他和其他同学校的学生一直是美国人重点盯防的对象。船到日本横滨，本想登岸游玩的赵忠尧和沈善炯、罗时钧三人直接被扣押。美国宪兵把他们三人送到关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，罪名是与核武器机密有关的“间谍嫌疑”。

消息被披露，刚刚回国的李四光致电杜鲁门抗议，国际科学组织对美国“深表遗憾”，才使美国在10月28日放人。谁料到了香港，港英当局又以签证问题将他们三人扣留了几天。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，直到11月28日，他们三人才终于回到祖国。

后来，赵忠尧靠着他带回来的器件，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、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，为在国内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。罗时钧成为了空气动力学专家，沈善炯是著名的微生物生化学家。邓稼先更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，成为“两弹元勋”。

这些不远万里归国的年轻人，和国内科学家一起，一起搭建了这个崭新国度的科研基础和框架，培养了更多的千万科研工作者，提供了保障和平发展的威慑力量。 

 二 

1978年，是36岁的严俊昌重新当上生产队长的第二年。他所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地地道道的贫困地区，人们四处逃荒要饭，孩子们天天在地头挖野菜充饥[4]。

11月24日夜，严俊昌冒着“坐牢杀头”的风险，带着18户不堪饥饿的农民在油灯下偷偷按下十八个鲜红手印，率先实行“农业大包干”生产责任制，“交足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。”  

同样是在昏黄的油灯下，面对饥饿，仍有人坚信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1973年，17岁的黄宏生上山下乡，在简陋的宿舍点着煤油灯看书，一打瞌睡竟然把头发烧了一片，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，坚持苦读。4年后，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，580万像黄宏生一样的学子看到了出路。

1978年，黄宏生考上了华南工学院（现华南理工大学）无线电系，和他同班的还有李东升和陈伟荣。黄宏生上了大学才第一次听到《洪湖水浪打浪》的歌声，当时眼泪禁不住地流出来。21岁的李东升是学习委员，性格内敛，看到女同学会脸红。19岁的陈伟荣是班长，报道的时候穿着露着大脚趾的解放鞋[5]。

3月，邓公主持了“全国科学大会”，他阐述了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的著名论断，指出新中国的脑力劳动者、知识分子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。“科学的春天”到来了。

十年风波，让青年学者断档。这个5586名代表参加的科学盛会，只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。一位33岁的青年军人由于研制出空气压力天平，填补了我国仪表工业的一项空白，荣立二等功，被军队破格选拔参加这次大会。他叫任正非。

这一年，整个中国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革。科学大会的“春风”还未吹尽，5月的“真理标准大讨论”又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，改革成为主旋律。到了年底，12月18日到22日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，“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”。

坚冰融化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1979年，头一年还在为填饱肚子犯难的小岗村人，第二年就获得了大丰收。严俊昌家的小茅草屋里，粮食、花生、山芋干堆得从床底下溢出来，家都进不去。这18户农民中没人知道，出于生存本能的“大包干”，开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河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

华南理工的黄宏生、李东升和陈伟荣，毕业后都从基层做起，不断地学习。后来，三人分别成为了创维、TCL和康佳的老板。巅峰时，三家企业占到全国彩电产量的40%。他们被称为“华工三剑客”。

在参加完科学大会的10年后，军转干部任正非由于在南油集团下属电子公司经营中被骗200万元，被迫“下海”。带着身上仅有的几千块钱，他在南油新村的居民楼里创立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。

 三 

1991年，来自湖北仙桃的雷军从武汉大学毕业了。此时的他已在国内软件圈小有名气，大学两年修完了4年的课程，后来了又开发了Bitlok、免疫90、RI内存管理软件，并且合作仿制了新的汉卡。有一身手艺的雷军，被分到了北京航天部的某研究所。

1991年11月4日，是雷军“永远记得的一天”。他在计算机展会上遇见了自己的偶像——WPS的作者求伯君。求伯君邀请雷军加盟他的金山公司，雷军看着“成功的象征”，没有理由拒绝。

有人志同道合，就有人分道扬镳。已经做到南德集团总办主任的冯仑和老板牟其中闹掰了。他和同在南德的王功权、刘军和王启富来到海南岛，连同前同事易小迪和办砖厂失利的潘石屹一起，出资3万元组建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。

这六个先后从政府部门“下海”的大学生，平均年龄只有25岁。之所以选择海南，只因为这个3年前才成立的省是“当年唯一一个可以创办皮包公司的地方，在别的地方完全没有可能创业”。

可以说，这六个年轻人早在30年前就践行了雷军的“风口论”。他们起初看好的农业方向毫无起色，倒腾过“种衣剂”农业项目，也做过香蕉苗生意，但都没有赚到钱。最终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真正的风口，“海南当时最吸引人的只有房地产项目”。

好在北京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板看上了他们六个人，与他们达成一项协议：给他们500万元资金，利息20%。这笔钱由对方派人监控，利润五五分成。随后，六人又从中亚信托按揭了1000万，在金贸区投资了九都别墅项目。他们通过宣传和包装，希望把这个处在农田周围的8栋烂尾别墅倒出去。看似天上掉馅饼，可两个月过去了，项目无人问津，巨大的资金成本，给了几个人当头棒喝。

1992年，那是一个春天。邓公再次南巡，他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：“四个有利于”、“社会主义的本质”、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……这些讲话，结束了长期以来有关市场经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，把精力放在改革和发展上。在珠海，这位老人说：“谁反对改革，就让谁睡觉去好了。”这一年，雷军来到珠海，成为了金山第6名员工，也真正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春风。8月15日，雷军回到北京，牵头组建金山北京开发部。他在招聘广告中说写道：“求伯君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。”

而那六个“倒爷”也没有恐慌多久，春风也吹起了海南房产的泡沫。很快，山西的老板韩九吉来了，以每平方米4000元买了九都别墅中的两栋；内蒙的老板来了，价格变成了4100元每平。剩下两幢，价格跳涨到6000元一平。就这样，六个年轻人很快赚了300万。

他们拿着第一桶金继续在海口、三亚炒地皮，钱赚得飞快。冯仑说：“那个时候很好玩，很快活，像是大姑娘初婚，很幸福，幸福又糊涂。[6]”一年后，公司资产暴增至10亿，公司正式更名为“万通”。但就是这种让人“幸福又糊涂”的财富暴增，让六人看到了危机。他们在1993年6月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前，撤离回了北京。

在北京，求伯君的赏识和信任，也让雷军从码农变成了管理者和投资人。雷军从开始的实习生一路做到常务副总、总经理、总裁和副董事长，经历了金山的辉煌和没落，直到2007年上市。期间的15年，雷军一直勤勤恳恳，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圈公认的“劳模”。

虽然六个人也分道扬镳，但一路摸爬过来的万通也成为了中国房地产的“黄埔军校”，培养了一批初代中国房地产人。即便在1996年分家后，他们依然叱咤中国商业界。冯仑是民生银行的股东、商业教父；王功权加入了IDG，后来创办了自己的鼎晖投资；易小迪创办了香港上市房企阳光100；潘石屹则和老婆张欣创立了SOHO中国。

靠知识和坚持奋斗的雷军后来又创办了小米，投资了YY、猎豹、拉卡拉等一众明星企业。如今，他拥有金山软件、小米集团、金山办公和金山云四家上市公司，按市值算，雷军位列中国第九大富豪。

 四 

1999年9月3日下午一点，4名青年志愿者走进了北京的保利大厦。他们分别被关进单独的房间，没有吃的，没有饮用水，也没有被褥，只有一台连接网络的电脑，还有1500元的现金和电子货币。

志愿者范红军很崩溃，网上除了永和豆浆以外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“做完那三天的测试后，发誓再也不吃永和了。”这是20年前的“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”，赞助商是刚刚成立的B2C电商网站8848，创始人名叫王峻涛。两年前，化名“老榕”的王峻涛以一篇《大连金洲不相信眼泪》成为了中国初代的网红，叱咤一时[7]。

彼时，曾经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英语老师马云还在北京为他的网站“中国黄页”进行推广。只不过，绝大多数人都把他当成骗子。夜晚，马云看着长安街上的霓虹，略显疲惫，但他坚信：“再过几年北京不会这么对我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。”

两年后，仍然没人知道马云是干什么的，中国黄页竞争不过杭州电信，35岁的马云卖掉股份。不久，他受外经贸部邀请，加盟部里新成立的公司——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。马云占30%股份，参与开发了外经贸部的官方站点以及后来的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，开始慢慢接触电子商务。

新浪网的编辑魏来从3月开始就经常因为报道科索沃战争在公司值夜班。长期生物钟颠倒，让他觉得有时候从公司出来都想直接倒在地上[8]。1999年5月8日6点20分左右，魏来在法新社供稿系统中看到了“中国驻南联盟使馆”、“爆炸”字样的快讯。他凭着本能随即在电脑上打了一行字：“快讯：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8日凌晨被炸”。这是有关中国大使馆被炸的第一条消息。

美国的炸弹，炸穿了整个大使馆，三名记者牺牲。这次，愤怒的大学生又一次走上街头，在美国大使馆门口聚集，高喊“打倒美帝国主义”。伴随着呐喊，一块块愤怒的砖头飞向了美国使馆的窗户。他们走后，围墙外人行道的地砖已经被撬空。

轰炸也让长达17年的中国加入WTO谈判陷入僵局。虽然克林顿表示道歉并希望继续谈判，但中方表态“不合时宜”。

尽管如此，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孤立的星球，互联网已经让信息联通。美国的技术和资本，不断在海外寻找更低成本，在全球攫取利润；而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，正渴望承接产业转移，发展经济和技术。北大计算机系的学生在抗议美国轰炸时，打出的标语是：“抵制美国货，计算机除外”。全球化，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浪潮。

9月在上海举办的全球财富年会，主题是：“中国：未来50年”。会议吸引了300多位跨国公司高管和60多位“世界500强”总裁。《财富》杂志写道：“欲独霸世界，先逐鹿中国”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11月15日16时，中美双方代表在中国加入WTO协议文本上签字。

这一年，除了中国，互联网是另一个主题。互联网技术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强心剂。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和eBay先后被创立，凭借着新颖的模式和低廉的流通成本，迅速获得市场和消费者认可，纳斯达克指数一路走高。

中国错过了近代很多次技术浪潮，但抓住了互联网。一年前，一位带黑框眼镜的长者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年会上指出：“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”。

1999年2月，深圳一家不到10人的小公司腾讯，上线一款即时通讯软件OICQ，28岁的马化腾希望3年内用户能达到1万人。3月，马云实在受不了电子商务中心教条的办事方式，带领团队回到杭州，在湖畔花园的家里创立了B2C公司阿里巴巴。5月，主营软件和图书的B2C网站8848在北京成立，网站名称取自珠峰的高度，37岁的王峻涛任董事长。新浪由于科索沃战争报道的高时效，流量暴增，成为第一门户网站。8月，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26岁的邵亦波和谭海音把美国eBay的C2C模式引入中国，在上海成立易趣。11月，曾经的北大学生会副主席，35岁的李国庆带着他的老婆俞渝回国，两人仿照电商的鼻祖亚马逊创办了当当网，开始网上卖书。年底，31岁的李彦宏看到张朝阳在国内的成功，说服投资人，回国创业。

 五 

2012年的一天，中关村e世界的一间办公室里。一群出租车司机冲了进来，把一部智能手机摔在了地上。“骗子，你们这个软件一天十几个M，却没有一个订单。”

M是什么？29岁的程维有点懵。搞了半天才明白，司机说的是流量，他们不知道那是兆[9]。

几个月前，刚从阿里辞职的程维拿着10万和同事王刚投的70万，做了一款手机APP——滴滴打车。之前，由于工作需要，程维折返在北京杭州两地。这位不会开车的80后经常打不到车、被拒载而误机。恰逢英国的打车应用Hailo刚拿到融资，他也想到用打车APP来解决国内打车难的问题。

程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，和他一同考入北京化工大学的，还有一个人叫陈伟星。但三个月后陈伟星选择了退学复读，第二年去了浙大，后来成了“快的打车”的创始人。

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彼时，由于手机流量费用还较高，很多司机都欠费停机。本想着收司机装机费的程维，无奈下还得给司机们倒贴流量费。

即便如此，装机者还是寥寥无几。最惨的一天，滴滴上只有16位司机在线。没有订单，只能创造订单，程维找了个人专职打车：“我每天给你400块，你就绕三环打车，不要去昌平，资金有限，省着点花。”

很快，启动资金80万就花完了。这不是程维第一次备受打击，几个月前APP刚出来的时候，程维兴冲冲地拿着去找好朋友王兴，结果被王兴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：“注册流程体验太差，垃圾！”

彼时的王兴日子也不怎么好过，这是美团成立的第三个年头。在这个33岁的连续创业者眼前的，是一片腥风血雨——“千团大战”。大众、糯米、拉手、窝窝团、团宝等头部团购网站杀红了眼，服务城市不断扩张，最多开到了300家城市。美团只在第二梯队，服务94个城市。

在生活服务领域杀声震天时，王兴的龙岩老乡张一鸣辞去九九房CEO，成立了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。最初的三个月，这家公司上线的是内涵段子、搞笑囧图、内涵漫画等多款应用。虽然都围绕着搞笑，但其实核心只有两个，内容和算法推荐。

有了内涵段子的初步成功，技术出身的张一鸣更进一步，他觉得传统新闻门户有着很大的局限性，他想要实现的是让信息找人，而不是人找信息。8月，一款基于机器学习的个性化信息推荐产品，今日头条正式上线。 只不过，没人看好这个“新闻的搬运工”。

2012年，电影中的世界末日没有到来，世界却有了新的格局。两年前，中国的GDP超过日本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；制造业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。与之相伴的，移动互联网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开始了爆发式增长。这一年，中国的手机网民第一次超过了PC网民。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、服务和消磨时间的主要媒介。

2012年11月，北京的第一场雪，雪纷纷扬扬，也自然打不上车。很多人实在没有办法，试了试滴滴打车，结果惊奇地发现，附近竟然有这么多空车。这一天，滴滴的订单首次突破1000单。很快，金沙江创投的朱啸虎主动给滴滴投了200万美元，救了滴滴的命。

在周围狂飙的喧嚣声中，王兴做出决定：停止扩张。结果，2012年一整年，美团没有新开一个城市。与此同时，那些烧钱的对手纷纷倒下，“千团大战”在疯狂中落幕。而美团，活了下来。

张一鸣没想到，在一片嘲笑声中，他的今日头条仅用了3个月，就积累了1000万用户。这个29岁的青年人知道，他的梦想正照进现实。

 尾声 

当百年的风拂过，那些屈辱的、动荡的、热血的、振奋的、疯狂的、激情的岁月逐渐远去。

青年的命运，永远和时代紧紧相连。从动荡不安、冰河初解、再到解放思想、拥抱世界，时代赋予了有志青年更多的使命和烙印。这些被记录的姓名，只不过是时代的缩影。

世界不停在变，2020年的新冠病毒，又让这个世界陷入混乱。但遏制中国，已成为美国两党上下、甚至整个西方国家的共识。在争端、竞争的夹缝中发展，这是未来的主旋律。我们只能做好准备，迎接与以往不同的未来。

一百年前，在呐喊“救救孩子”后，不爱写诗的鲁迅也试着做了新诗《人与时》：

一人说，将来胜过现在。

一人说，现在远不及从前。

一人说，什么？

时道，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。

从前好的，自己回去。

将来好的，跟我前去。

这说什么的，

我不和你说什么。

如今看来，同样适用。

参考文献：